王兴国
范旭东（１８８３—１９４５）是湖湘文明的一位重要人物，然家乡人民对其研究不多，故中国天津、北京、四川与美国等地长期走在学术前沿。近年来，船山学社副社长黄守愚致力于搜罗全球相关史料，正在改变这种局面。其受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之邀而创作的《湘商人物——范旭东》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２６年９月第１版）便是目前国内外具有拓荒性的最新成果。
通读黄守愚《湘商人物——范旭东》一书，有耳目一新之感受。该书史料新颖、丰富，实事求是，考证严密，新见迭出，将国内外范旭东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。张载《芭蕉》所云：“芭蕉心尽展新枝，新卷新心暗已随。愿学新心养新德，旋随新叶起新知。”该书如是也。
一、该书史料新颖，考证严谨。过去的范旭东研究侧重于运用范旭东企业档案、《海王》旬刊、老员工口述与回忆等“范旭东之内”史料。该书广泛搜罗国内外族谱、档案、报刊、私人著述等新史料，诸如范、谢、黄、许、李、杨、袁、龚等多种族谱，诸如中国天津、上海、台北以及美国、日本、瑞士档案馆的档案、未刊日记等，数量多达２００余种之巨。这些“范旭东之外”（范旭东企业档案、《海王》、老员工口述与回忆之外）的新史料向来鲜为人知，由该书首次公布于世。
中国传统史学重证据、多元动态、实相，求佐证、印证，可反复验证，以使严谨无漏。尤其是清代乾嘉学派，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至于现代，蔚然兴起“知识考古”、解释学。范旭东生活于互动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，“范旭东之外”的史料，对于证实其行事、呈现实相尤为重要。该书惯于比较内、外多种史料，推原古人“笔法”而有所取舍，断识高明，逻辑严谨，首次修正了过去诸多不实之描述，尤其是范旭东家世、早年际遇、湖南社会关系网络等。又如该书多引述当时人对范旭东的评价，力求原始风貌，辨析当时之认知，“考古”在其中。该书扎实的史料、严谨的考证、合理的想象让“范旭东”在古今“视域融合”之中显出，功夫老道。
二、该书叙事宏大，结构精美。该书分十六章，附有年表。其章节之开展，兼顾时间、单项事业为次序，叙事宏大、结构精美。其主旨在叙说湘商范旭东的创业史，通过他对企业发展、民生福祉、国家前途、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实践，呈现了范旭东的救国救民、个人创造、湘商（企业家、儒商）精神的风貌。该书充分体现了范旭东在身处民族危亡、风雨如晦的时代，自信自力，自负先导使命，“必尽性而利天下之生”，拼命创造，是成功的救国救民的“民族英雄”（侯德榜《范旭东先生之伟大》）。故说，此书不啻为一部爱国主义的“教材”。
三、该书主题成功，开显范旭东精神。该书揭示了湘商范旭东对于中国工商业、世界工业发展的巨大贡献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公认、赞誉，故主题成功，开显范旭东精神。１９４９年之前，各界公认范旭东实现了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三不朽，“惟有功于学术与社会者，历千秋万古而长存”（吴蕴初《陪都各界追悼范旭东先生祭文》），且时人推崇其为“新圣贤”“贤人”“一代哲人”，“不违中庸”，有“大道形上之极诣”。毛泽东评价其为“工业先导，功在中华”，与张之洞、张謇、卢作孚并为四个不可忘记的人。
其一、该书认为范旭东满腔仁爱生生不息，有体有用，道术兼陔，崇实黜虚，先时治时，是湖湘经世儒学的新发展。该书将范旭东置于湖湘文明传承语境之中，谓其上承王船山，中受魏源、曾国藩、丁氏数学学派、朱昌琳、谭嗣同等影响，下与黄兴、蔡锷、宋教仁、杨毓麟、杨昌济、章士钊、杨树达等有交谊，一度向往革命，之后转入实业救国、科学救国之路，其一生之思考与实践是湖湘文明的新发展。故《海王社启事》云：“范旭东先生，起儒服，建鸿猷，奋赤忱，排百难，创立永久黄事业，为中国化工树先声；泽在群生，誉腾薄海，万流仰镜，一代归宗。”
范旭东身上的天下精神、士大夫使责尤为宝贵。他有“伊尹之志”，一心为国家办事，“为国家计，为人类职责计”，“以大无畏精神为人类服务”，其爱国情怀、天下精神赤忱而坚贞。《工程界》１９４８年第７期《中国重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》说：“以私人为国奠定化学工业基础，范旭东先生是第一人。”他于１９３３年公布被西方垄断近１００年的索尔维制碱法，１９４４年援助印度、巴西制碱技术，正是天下精神、士大夫使责的写照，领导全球仁义道德的努力。
其二、该书揭示了范旭东秉持湘商传统，以服务社会、造福民生为本。范旭东有超前西方几十年的经营之道，１９３４年提炼世界第一家企业精神——四大信条。其中有一条是：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。他创办精盐工厂，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吃上便宜、卫生健康的食盐。他创办永利碱厂，不止为了打破西方垄断，解决中国被西方卡脖子的问题，更是为了让企业、百姓用碱容易。他创办永利硫酸铔厂，不止完成中国基本化工两翼，更是帮助农民致富，建设新农村。他秉持“圣贤”之道，提倡学术研究、哲学转向，是为了开发利源，致民生之福祉。
其三、该书阐述了范旭东回报乡梓的湘商精神。范旭东发轫于天津塘沽，大成于南京，而回报乡梓，拳拳在心。他常救助在外湖南同乡，也曾返湘捐资助学、传播科学精神、救济受灾民众；提携李烛尘、余啸秋、阎幼甫、许腾八、唐汉三、李承干、李滋敏、张佐汤、杨运珊等数十位湖南人才，让其成为“永久黄”团体的忠臣良将；于长沙设立久大、永利分公司，于湘潭县株洲镇（今株洲市）筹办永利湘厂，于抗战初期将黄海社、海王社迁入长沙等，不一而足。另外，他为纪念母亲范太夫人、兄长范源廉，捐款设立奖学金，还捐款、捐房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，这些体现出了范旭东看重传统家庭伦理的一面，丰富了范旭东的形象。
其四、该书揭示了范旭东富有“湖南人”精神，故而取得事业、人生的成功。鸦片战争以来，被“发明”的“湖南人”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。“湖南人”自认为是王船山的继承人、拯救天下的第一责任人，也有此能力，故说：“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是湖南人尽死”，“欲新中国，必新湖南”，“吾湘变，则中国变；吾湘存，则中国存”。１９４２年，走科学救国、实业救国之路的范旭东说，在信仰确定之后，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谓之“湖南人”精神。
范旭东眼光超前，方法适宜，胆魄非凡，带领“永久黄”团体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民营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。他继承先秦“圣人发明创造传统”，重视实验室、书斋的学术研究，办黄海社、海王社，提炼四大信条，为中国积累了宝贵的企业文明财富。
王船山有云：“五百年后吾道大昌。”范旭东高举“自信必成”的大旗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，从“师夷长技”进而实现了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的本土化，创造数十项中国、亚洲、世界第一，短短十余年即跻身世界一流企业行列，向全球输出科学、技术，“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人类服务”。他的成功，他的仁智勇强，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，证明了中国人有发明创造、改变命运的能力，让无数人兴起了信心、希望。这是奇特瑰丽的“湖南人”精神对近现代中国的贡献。
四、该书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，对未来有启示意义。范旭东作为湘商人物典型，永远走在中国、亚洲、世界的最前列来思考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、团体建设、企业经营以及中华文明、人类命运等，其言振聋发聩，其行震古烁今，是“高明的灯塔”（《海王》，１９３３）。
当年，范旭东说：“把我们的事业做（成）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。”“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，不趁热、不惮烦，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，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术，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。”“中国民族必得有班蠢伙子，行其所信，把风气转过来，才能真正得救。”为此，他提倡哲学、历史与科学融合发展，还请石声汉撰写中国人自己的生命哲学——《生命新观》，向“无主之地”的海洋、天空发展，开发“黄金穴”。如何在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应当从范旭东再出发，“发扬更新的未来”，“建立更新的事业”，“为国家求建设求进步”。
王船山云：“动者，道之枢，德之牖也。”器变而道变而天变，性命变化日新。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之际，我们岂可错过为人类再贡献无数发明创造的机会？范旭东之呐喊是“南岳一声雷”。
（王兴国：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，湖南省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、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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