卓越汇最后一课之后：她守着一所没有学生的学校_食堂_孩子_乡村

摘要：乡村小学的消失，早已不是新鲜事。从2001年开始，“撤点并校”在全国展开，大量撤销乡村中小学校，将学生和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。如果不是老师九九的记录，这所百年村小大概也会淹没在“撤点并校”的进程中，悄无声息地消失。

今年年初，它走向了终点。宣布撤校的时候，全校只剩二十多个孩子。除了校长，九九是这里工作时间最久的老师，老师和学生都离开了，还有善后工作等待处理，她成了为学校料理“身后事”的人。

她记录下学校的一切，风声雨声钟声，和学生们种下的合欢树，操场上的吊床和篝火，朝霞和星空，空荡荡的教室和操场，湖水群山和彩虹，在黄昏晦暗的天色中拉起小提琴，如泣如诉。对这所待了九年的学校，她有许多不舍，也没有想好怎么告别。

暑假之前，我来到这所乡村小学，见到九九。田园牧歌的图景背后，更多残酷的现实困境浮现。离开的孩子和老师去了哪里，过得怎样？一所乡村学校消失，代价是什么？为保留这些教育的“神经末梢”，巨额投入是否值得？在人们看不见的角落，乡村教育在保护什么？

文｜魏晓涵编辑｜王珊瑚视频剪辑｜张歆玥

展开剩余96%

星期二下午，无事发生

南方的群山里，阵雨来得迅猛，又很快停了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教学楼的栅栏前就会挤满了毛茸茸的小脑袋，穿着没有换洗的衣服，有点臭烘烘的。小学生们兴奋地望向操场外，湖面悬挂起两道彩虹。今年四月的一天，湿漉漉的春雨再度不期而至，老师九九站在六年级教室外，格外安静，她突然意识到，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，走廊上一个人都不会有了，“这可是一个周二啊！”

过去的这个学期，安静成为常态。读书声消失了，嬉闹声消失了，晚上7点的晚自习没了，灯光也消失了，学校陷入一片黑暗的沉寂。上下班进出教师宿舍，以前上下楼都会和同事聊天，现在只剩一个人，她不自觉掏出手机按亮屏幕，随手刷两下，再关掉。

学校消失了。去年，当地相关部门决定撤销一批学生不足50人的乡村小学，包括九九所在的这所，上学期全校只有二十多个孩子。寒假还没开学，校长和学校班主任开了一个视频会议，宣布学校这个学期就没了。当时她正带着女儿逛野生动物园，会开完，蹲在地上哭了好久。

一切在冬天戛然而止，学生和老师去了新学校，档案和学籍还留在这里，等九月新学年才会转移走。许多善后的安置工作、行政事务等待处理，附属幼儿园还有三个孩子。九九申请了驻校，今年3月的开学季，她独自回到学校宿舍。

结束并非一瞬间的事，还有一些东西循着相关部门的要求运转。不定时要接待上级的安全检查，比如门卫有没有穿戴正确，拿好刀叉盾，有一阵每天都要拍照；有段时间重点是食堂卫生，还有教辅资料、校服的库存、账目有没有违规等等。检查的重点一变，九九就知道，大概是省里哪所学校又出现了相关的安全问题。

学校的许多行政工作她要忙——协助在外顶岗的财务总务报账，帮调走的老师查档案，给每一颗菜记账，豆角、茭白、猪肉分别多少斤，每一碗饭菜留下样本，用不锈钢器皿装好，放冷藏柜，方便溯源。

食堂打饭的窗口关了，监控还要开着，前一阵，市监局的人联系九九，监控系统自动捕捉到，食堂的画面里出现了老鼠，要早点把它抓住，否则可能被警告甚至罚款。她很着急，和食堂阿姨四处放粘鼠板、捕鼠夹，下水道能堵的都堵上了，好不容易抓住了五六只不速之客。

“本来学校就没什么钱，要是被罚款就完蛋了。”对这所乡小而言，那时最迫在眉睫的难题是，吃饭。经费按编制内孩子和老师的人头拨款，现在剩下幼儿园的三个孩子和一个老师、九九、编外的保育员、食堂阿姨、保安，一周补贴250块，只够吃蔬菜和最便宜的猪肉。九九就和食堂阿姨在学校附近种地，土豆、小白菜，都是长得快的植物，保安叔叔上山挖笋，有时九九也从车程一个多小时的家里拿一点。5月前后，校长协调来一些经费，补贴涨到500，终于吃上了鱼和排骨。

春天的野山生机勃勃，几个月没有小学生闹腾，操场上、宿舍和食堂门口，水泥地的缝隙长出野花野草，最长的有半人高了。幼儿园的小男孩不知道哪里折来三支绿芽，送到她手里，说会开出粉色的花。每天陪幼儿园的两三个孩子消磨一小时，是她唯一上课的时间，教他们弹尤克里里、抓来虫子画画。

校门附近的大树挂着一个铜铃，山里的学校常常停电，下课、考试结束，铃声就会响起。原来的铃破破烂烂的，用了很久，学校撤销之后，其他乡村学校的人来过几次，瓜分走了许多东西——空调、一体机、花坛里的花，还有这个古老的物件，九九听到他们说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拿走还可以卖。她有些不开心，半开玩笑地讲，“东西抢走了，还问能不能烧点饭给他吃”。

对一所学校来讲，铃声有特殊的象征意义。后来，她和要好的同事一起买了新的铜铃，重新挂在树枝上。早上敲一声，是一天的开始；下雨的时候敲一下，铃声就随着雨声雀跃，是寂静校园里为数不多颇有生气的时刻；有时候她让幼儿园的孩子也敲一下，下午家长来接他们回家，放学时间到了，九九拉动绳子，“叮——”，清脆的铃声回荡在空旷的校门口，下课，一天结束了。

沉浸在学校的时序里，九九常常会忘了，暑假结束，所有善后事宜也随之结束，老师学生的去向确定，学校不复存在，真正分别的时刻将要来临。

孩子们写的作文，还留在墙上。魏晓涵摄

教室外墙上展示的学生作品。魏晓涵摄

一个乡村老师的九年

见到九九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，从县城到她所在的村小，每天只有两班公交，早已过了时间，她要开车带我上山。那天，她刚在附近的乡村小学结束英语监考，老师们会互相交换监考。一袭绿色长裙，蓬松的自然卷长发披在肩上，她给陌生的来访者递上一束小小的黄玫瑰。

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灯光逐渐暗淡，进入漆黑的山路，城市照明消失了，星星都亮起来，这是一个乡村老师天然的课堂。她教语文和科学，往年夏天的夜晚，她会带着学生把科学的课堂搬到操场，现在唯一的学生变成了我。我们躺在操场的吊床上，她打开指星灯，绿色的激光冲向夜空，如往常讲解起夏季星空——北斗七星，天蝎座、天鹅座、夏季大三角，隐隐约约的银河，瞬间划过的流星。

山村的星空。讲述者供图

学校被群山包围，学生的家散落在各个山头的村庄，最远的步行四个小时才能到学校。回家一趟不容易，学校就上十天休四天，轮到放假，老师带着学生去码头坐船，到站了交给岸上等候的家长，再去下一站，一趟下来三四个小时。

如果早些年来到这里，大概是另一番景象——同级别的乡镇学校学生能达到上千人，当年的小镇还很热闹，周边分布着乡村小学。变化是从2000年初开始的，当地修建水库，几万移民去了外地。人口流失，学校也随之没落，高中没了，周围散落的乡村小学陆续并到了这所学校。

她是2016年来到这里的。那时候学校还有将近两百个孩子，除了小学还有初中，九年一贯制。过了两年，学校开始不招初一的学生，后来初中自然停办。小学的人数也在骤减，逐渐变成两位数，能离开的家庭都走了，送去附近的乡校，离县城更近；或是县里的学校，有更好的教育资源。

最后留在这里的，是实在走不出去的留守儿童——家境极度贫寒，有的身体有缺陷，也有智力障碍的，什么都不懂，一开始还会吃试卷。花了120分力气教，六年级还有一部分孩子处于“文盲”状态，她打消了起初“想把成绩教得多么厉害”的念头。

刚做班主任的几年，忙得像陀螺一样，离不开，九九一直在学校待着。问题学生太多了，逃出学校是常有的事，大半夜她也要和校长一起去派出所查监控，然后开车去找。

这里的孩子，家庭教育缺失是常态。有些孩子的爸爸以务农为生，妈妈被骗来又逃走了。她带的第一个班，有一半的孩子没有妈妈，上课讲到“母爱”，九九觉得很为难。老师承担了很多原本属于家长的职责——生病了要带去医院，晚上还要检查他们有没有好好洗头洗澡。

她有种被困住的感觉。“好的学生屈指可数，只有差和更差，很少能安抚到你的内心”，教育获得的成就感深刻但漫长，她就去散步、划竹筏，山里的风景能给人慰藉。她爱上了钓鱼，小鱼上杆很快，再放走，即时的多巴胺能带来快乐。

学校操场外就是一片湖，暴雨过后湖面会悬挂起两道彩虹。魏晓涵摄

后来慢慢走上管理岗，时间和精力有了余裕，九九想多做一些事情。某天在县城一家颇为小资的餐厅吃饭，她意外偶遇了一个认识的学生，在那里当服务员。也是那次，她意识到，自己教过的孩子，将来大多数会走入服务行业。

她开始设计一些技能课程。比如教小孩子叠被子、洗衣服、整理物品；还有礼仪课，告诉孩子们，回来太晚就不要故意弄出很大声响；递刀的时候尖的部分朝自己；爱心人士捐赠东西，要双手接，表达谢意等等。

她教过一个六年级的小男孩，家在很远的山头，几乎不洗澡，身上味道很重。照顾他的只有残疾的奶奶，老人没有意识给孩子买清洁用品，包括牙刷牙膏。九九就自己买来沐浴露、洗发水，时不时关心他，用完了没？后来男孩就变得挺爱干净。

看到一点微小的进步，她也是开心的。“他们可能无法考到一所好的学校，进编制，或者去经商，获得社会认可的成功”，九九希望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，“至少能做到一些事情，获得别人的认可，不至于遭受白眼”。

她爱上了乡村生活。“可能因为我喜欢《瓦尔登湖》，里面说过，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，过得扎实、简单。”

她留在村小，一直到现在。孩子越来越少。到后期，一个年级就剩一个班，上课只有三个孩子，很难统一进度，差一点的孩子一堂课能认识两个字都不容易，课文齐读无法展开。

九九带我来到挂着“二年级”牌子的教室，推开门，学生们的生活照还贴在墙上，四处都是她用心装饰过的痕迹——写的书法字、画的彩色长颈鹿、做的蝴蝶标本，她设计的剪贴画已经被别的学校拿走了。空旷的教室中央，两个桌子寂寞地并在一起，总共两个学生，黑板上还写着他们的姓，她告诉我，这是她教过的最后一个班。

二年级教室，最后只有两个学生。魏晓涵摄

被“劝退”的孩子

为了看看孩子们生活的地方，九九带我去了周围的山村。

有的自然村已经接近消亡了，临湖的自建房闲置，联系不上主人，去年见过的唯一一位老婆婆，今年和她的两只小狗一同不知所踪。有开发痕迹的村落，依旧人烟稀少，最热闹的是距离学校最近的一个中心村，一条几百米长的街道，几乎是村子的全部。

我们在这里遇到了翁妈妈，见到九九，她絮絮叨叨地迎上来。一年级的小儿子再次被新学校劝回了家，这样的状况过去一年频繁发生，有时候说肚子疼，有时候是发烧，也查不出什么问题；有时候是突发状况——从宿舍的床上掉了下来，“他老是在（宿舍）楼下哭”，她听熟一点的老师这样讲。

像是恶性循环，回家跟不上功课，再回学校愈发听不懂，然后又被劝回家。翁妈妈很焦虑，但家校沟通不顺畅，她不识字，孩子的功课辅导不来，老师的文字消息只能等丈夫下工回家看。

就在前一天，翁妈妈刚把小儿子送回学校。正值考试周，她叮嘱，好好读书，下个星期就放假了，小儿子看着她眼泪流出来，说好吧，你星期五来接我。当天晚上老师的消息又来了，孩子说肚子痛，裤子都尿湿了，让他自己换，换不来，要家长接回家。翁妈妈原本想狠狠心不去了，她家没有车，从村里包车要一两百块，家里三个小孩，夫妻俩都有病在身。但孩子一直哭，没办法，只能去接。

翁妈妈有些后悔去了新学校。她一开始是不同意的，老师和校长特意把她叫到学校，水果买过来，在接待室招待，再到新学校参观。她只能接受，否则怎么办呢？

九九在以前的学生家里家访。魏晓涵摄

去年一整个学期，学校在为撤并做准备，九九记得，每次从县里开会回来，校长都要在会议上动员班主任，多跟孩子们讲一讲新学校怎么好，安排老师点对点家访。

为了降低社会影响，学校费了不少功夫——安抚家长，带孩子们去新学校参观。成绩好的孩子，在校长的努力下进了城里的学校，这是难得的机会，那里入学有自己的优先级——户口、房子、暂时居住证，很难轮到村里的孩子。过渡的新学期，除了专门安排老师对接，撤销的村小还承担了孩子们住校的被褥、一年的伙食和校车卡的费用。

学生们顺利分流到新学校，新的状况随之产生。翁妈妈的小儿子不是唯一一个回家的，另一个三年级的男孩没上几天学，也不怎么去学校了。他没有住过校，自己弄不干净，身上有味道，班里老有调皮的男生欺负他。某次作业本被抢走乱画，他激动之下，用笔尖扎伤了对方。这让九九也有点意外，在她的印象里，这个男孩性格是温和的。

还有一个轻微智力障碍的男孩也过得艰难，因为控制不了排泄，总被新学校的男孩子欺负。以往奶奶就在村里，有什么状况，走5到10分钟就能来学校给他换一条裤子。新学校距离村子半个多小时车程，这就成了问题。

负责和新学校对接的一位老师告诉我，对所有孩子来说，适应新学校都不太容易，四五六年级的好一些，一二三年级住校，年纪还太小了。“（原来）这边学生少，各方面老师都能关心到，大一些的学校是截然不同的。”

翁妈妈的担心不止于当下，这位不到五十岁的母亲一脸忧愁。“他这样下去，变成哥哥的样子就麻烦了。”她口中的“哥哥”是家里的另一个儿子小西，从九九所在的小学毕业之后，去了外面的初中，初二那年赶上疫情学校停课，他回家之后再也不愿意回学校了，在家一待就是五年，直到现在。

我们在翁妈妈家里见到了小西。在杂物、晾晒的菜堆满的毛坯房，墙上挂着几个孩子拿过的奖状和奖牌，不时有蟑螂在脚边窜过，小西就坐在桌子旁，用长长的指甲低头滑手机。他不愿提起初中的生活，聊天一度陷入沉默，九九一点点问起，得知他最近在自学画画。在这个传统的农村家庭，这不是值得鼓励的事，焦虑的妈妈反复抱怨他打游戏，烦恼他不上学。

小西的画。魏晓涵摄

在九九的印象中，小学的时候，这个内向的男孩很乖巧，有礼貌，英语尤其好，能考满分，有什么活动都会默默做事。从小西家离开，她惋惜地说起来，小西所在的班里总共十几个学生，现在像他一样不再读书的有五个。

离开山村的庇护，去外面读书，几年不见，再听说孩子们的消息，有一些尤其令人惋惜。过去班里成绩断层好的孩子，休学了，在外地给亲戚打工卖麻辣烫；记忆里虎头虎脑、机灵的小男孩，很早就去读了中职，现在在县城跑快递，和家人关系疏离；还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，被城里的学校要走了，初中没读多久，去了酒吧陪酒。

这样的断裂让九九困惑，我脑中也闪过许多社会新闻里的故事。一些孩子的人生似乎滑向了一条下坠的道路。我想去外面的学校看看，见见独自在外求学的孩子们。离开乡村的熟人社会之后，他们究竟在面对怎样的新世界？

通往学校的山路。魏晓涵摄

走向外面的世界

彩色的水壶整齐排在窗台上，教室外的走廊，房梁上列着一排排不成句子的汉字拼音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作为小学语文老师的九九看出了端倪，告诉我，这是一二年级语文课本上的必读生词。

学校撤销后，多半孩子分流来了这里。这所军事化管理的乡村学校，一切秩序井然，食堂打饭的窗口前，学生们隔着一米线排队，几乎没有喧闹声，值周老师盯着往来的孩子，吃饭时间是不允许聊天的。

在整齐划一的短袖校服中，一个穿着厚外套的熟悉身影一下就吸引了九九的注意。她个子小小的，绑着低低的马尾，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浸湿成一缕一缕的。九九不动声色把小女孩拉到出队伍，小声问，这么热的天，怎么穿着外套？

这是她原来的学生。见到九九，小姑娘有些开心，又有些局促，轻声说，忘了穿夏天的校服，学校规定出了教室一定要穿校服，老师就让她把冬天的套上了。九九赶紧叮嘱她，回教室一定记得脱，会中暑的。她点点头，回到排饭的队伍里。

新学校教室的窗台上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彩色的儿童水壶。魏晓涵摄

这天九九来新学校给孩子们送这个学期的成绩单。学生的档案还留在原来的学校，九九要帮他们录成绩。新学校的老师很忙，很难逐个问，她就凭印象，给每个孩子打了分，一二三年级的按ABC等级，四五六年级才是分数，这是她设计的，希望低年级的孩子不要太早被分数束缚。

和成绩一起印在红色A4纸上的，还有九九的寄语，那是她想对每个孩子说的话，“只希望你能健康快乐地长大”，“人这一生不仅仅只看成绩，学习如何做人，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”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为他们录成绩，成绩单的正面写着，“恭喜你与学校一起毕业，祝你走过的路都洒满星光”。

女儿小鱼也到了这所新学校。在食堂找了一大圈也没见到，九九派了好几个小孩去问，小鱼才被领过来——因为吃饭太慢，老师让她提前20分钟进教室，控制好时间，小姑娘怕来不及，就干脆不吃了。

安抚女儿去吃饭，九九转身走开，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。她深深共情了翁妈妈，孩子太小了，不在身边，很让人担心。她也理解老师的难，这所乡村小学有几百人，小鱼所在的班有三十多个孩子，很难每一个都具体关照到。

“教小班和大班太不一样了”，九九原来学校的一位同事吴老师解释。这个学期，这位年轻的女老师被分配来工作，虽然戴着扩音器上课，她的声音已经哑了。在这里只能赶课程进度，要出成绩。除了教学，还有琐碎又复杂的行政事务缠身，碰上值周，从早到晚都要盯着全校学生，跑操、分批放学、去食堂吃饭、检查卫生。

焦头烂额的不止吴老师，不少同事也是这样。晚自习快开始了，一个老师在催作业，“赶紧写，赶紧交，不要耽误我回去休息的时间”。小鱼告诉我，她偶尔撞见过班主任对着领导崩溃的画面，“我管不了了！”

小鱼还是喜欢原来的学校，现在班上有男孩子老欺负同学，打女生的背，抢男生的作业，老师不太管，只是让他们离男孩远一点。

据九九了解，这所学校所在的教育集团正在开辟一个新的初中校区，集中教育资源、军事化管理，乡村学校奔着一个目标，考出更好的成绩。升学率高，才能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资源——获得更充足的教育经费，老师和校领导也会有更好的出路。

乡村教育越来越城市化，统一教材和进度，九九看来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。在资源更匮乏的乡村，和城里的孩子竞争是很难的。她拿英语举例，村里有的孩子连ABC都没学过，就要背英语单词。“假设100个孩子里有10个不会，会关注那90个孩子，不能只为那10个孩子负责。”

送完成绩单出来，九九坐在车里，气氛有些沉重。“撤并来这里的孩子，离家长很远，时不时受一些委屈，大人看来可能很快化解掉了。这种事情越积越多，对一个小朋友的成长来说，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挫折教育？因为长大之后的不公平和不快乐只会越来越多。”

从封闭的山村走出去，她教过的孩子正在经历这些。最近家访见到一个在外面读初一的女孩，宿舍的几个女孩联合起来欺负她，把被子枕头都扔在地上。她和老师说过，因为反击了几句，双方都被批评了，她觉得不公平，务农的父母显然也帮不上什么。见到九九，没说两句女孩就红了眼睛。

九九想到那些休学的、迷失的孩子，如果村里的小学和初中还在，“有熟悉的老师和家长，能照顾到的方面更多，她们是不是至少可以稳定地度过青春期？”

九九在学校附近的村落。魏晓涵摄

生存之道

“学校要撤销了，你知道吗？”九九问。

在家五年没出门的小西听到这句话，微微停住了，“现在知道了”。在九九的鼓励下，他同意和我们一起回校园看看。

他最想去的是计算机教室，一体机已经被搬空了，全新的教材习题册还留着。音乐教室的柜子里，堆叠着蓝色的乐器袋，标签上还有孩子们的名字。阅览教室，整套整套的茶具整洁地摆在长桌上。还有一间专门的教室供智力障碍的孩子使用，彩色的教具、积木、塑料隧道，配备齐全，用来锻炼他们的肢体能力。

风景优美，设施完备，这所学校和人们刻板印象里的乡村学校不太一样，在九九的描述里，这里的老师认真负责，似乎也不太需要“卷”成绩。我问九九，在乡村小学的范围里，你们是特殊的吗？为什么会不一样？

九九告诉我，早几年学校也“卷”成绩，只是学生越来越少，好一点的都走了，出成绩愈发不现实。学校里大多是留守儿童，这便成为了赖以生存的“特色”——开设专门的心理辅导教室，九九设计的生活技能课程，还有教尤克里里的音乐课，做动物标本的科学课、茶道课，现实地讲，也为了和其他同等规模的学校拉开竞争差距。

上科学课，九九会带着孩子们制作动物标本。魏晓涵摄

这些“特色”吸引了爱心人士点对点的捐助、领导参观、媒体报道，以及年年评优，经费充足。初中撤销后，小学依旧得以平稳地过渡了几年。

九九真正感受到“钱不够花了”是在去年。以往经费很多的教师培训，不再报销住宿；考核奖迟迟没有收到，绩效奖金也延迟了几个月，收入总体降了不少。校长去县里开会传回来消息，说县里50人以下的学校太多了，全部保留的话，需要耗费的经费太多了。最终，学校没有撑过这一轮撤校。

在这一轮撤校中，也有几所人数少于50的学校得以幸免。其中一所在尤其偏远的山头，周围的孩子实在没地方上学；另外几所则在之前评上过“现代化学校”，校舍豪华，有的还有自己的博物馆。

她记得那个“现代化学校”的参评表格非常长，要准备很多材料。拿她主管的实验室为例，几乎达到了大学的标准，有单独的污染物处理槽，试管储备达到几百上千支。二十几个孩子用不了这么多，但反而，小规模学校能评上的概率更高。

“其中有项重要的规定是人均占地面积，人越少人均占地就越大。”前几年，九九的学校也提过申请“现代化学校”，想努力把学校留下来。但还没来得及，学校就已经没了。

关于乡村小规模学校要不要保留，在学界也存在不同的意见。一方面它们被认为是教育系统的“神经末梢”，收留了贫困、边缘艰苦地区、处于社会“后20%”的弱势群体；另一方面，大多数小规模学校并非“小而美”的样子，资源闲置，教育缺位是更现实的问题。每年高额的投入，究竟值得吗？

此前我和一位研究小规模学校的学者有过交流，他去往河南、江西、湘西等中西部地区调研，见到的景象是，完全无法构成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学生很可能考不上高中。老师在教学中很难获得价值感，都想着离开——去镇上、去县城，有教学热情的极少。

这位学者和他访谈过的一些老师一样，认为乡村小学的“消失”是不可避免的趋势，无法扭转。他更关注的是，在小规模学校撤销之后，怎样集中资源，把乡镇的中心学校办好，例如提升吃饭、住宿的质量；学校和村社联动，保护学生的安全防止打架斗殴，提供更丰富的课外活动等等。

我把这些分享给九九，她说，大概同事们的心态更接近调研中老师的样子。九九的同事都有00后了，除了校长，她是在这里待得最久的老师。人员的流动性很大，待上四五年，考核达到前40%，就有资格参加进城的考试，所有人都想抓住机会走出去，城里一切都更方便。

也有走不掉的。附属幼儿园有一个老师，干了十四年，每年都去考，但竞争不过年轻人，每年都铩羽而归。

来这里第一年，九九也有过考出去的念头，周围的老师都想着去城里，“就好像一个女孩子长大了，都觉得她要结婚是一样的道理”，她打了个比方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对这种惯例产生了极大的不认可。

她意识到自己不喜欢那样的生活，县城的节奏更快，竞争更激烈，更注重成绩，面临的家校环境更复杂，“家长可能就是教育局的领导，如果以一种领导的姿态面对你，怎么去沟通（孩子的问题）呢？”

在这里当老师，从学生和家长那里，她能感受到被尊重、被需要。走在学校附近中心村的街道，偶遇的村民都是她的学生家长，见到她便展开笑脸，招呼她来吃新鲜的、正在卖的水果。

乡村的风景也治愈了她。应对社交饭局的烦恼、被繁杂的行政事务缠身的疲惫、遇到实在管教不来的顽劣小孩，看看风景，就能得到安慰。她知道看星星视野绝佳的吊桥，还有路边的“秘密基地”——跨过石头和野草，站在石崖上，眼前就是无比开阔的一片碧绿湖水和群山。

九九的“秘密基地”。魏晓涵摄

莫问前程几许

独自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，九九常常梦见和学校相关的事情，每一个都有些悲伤——

“梦见了学校十几年前的样子，学生好多，每个班级四五十人，教室爆满。那时候的饭菜好简单，只有馒头和咸菜，同事还很年轻，没有一点白头发，一下课很吵闹，上课铃响需要很久才能安静下来。我走过每一层教学楼，当我再往下望的时候，只剩下二十几个孩子了。”

“午休，噩梦，梦到终究迎来了结束，校长和领导都聚在教育局的会议室里商量要去哪里。可是每个人都在昏昏欲睡，我想要醒来，想问问能不能留下来。”

她问过，能不能把编制降到幼儿园，和想走的幼儿园老师交换，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不久之后，仅剩的三个孩子毕业，附属幼儿园也将成为历史。她也不是没有努力过，上一个学年，她把自己女儿转到了这所学校，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，学校孩子太少了。

就像那位学者的调研一样，一个班级只剩三个孩子的时候，正常的教学很难展开。九九没有放弃，上课变成了一对一辅导——让好一点的孩子做课后练习，给中等的孩子纠正问题，差一点的孩子一堂课能学会两个生词就可以了。

即便是智力障碍的孩子，九九和同事也努力让他们学会一些东西。一开始入校会吃试卷、吃橡皮的孩子，在老师的引导下，行为被纠正，还学会了礼貌打招呼。有一个轻微智力障碍的孩子去了新学校，九九郑重地在成绩单上写下——

“虽然也许我写的这些文字，你永远都不能看懂……但真心希望未来你会坚强地面对这个不那么公平的世界，能够在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中获取简单的快乐。”

她还没有想好怎么告别，她还想救救这所学校。独自守校的某天晚上，她喝了点酒，录下一段视频，对自媒体平台上的几千个观众喊话——这里地处旅游风景区，前几年因为暴雨开发失败了，现在路差不多修好了。欢迎大家来玩，我会拍摄一点好看的风景，（如果）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，我的小学就能活过来。我觉得我应该为所爱的地方做一点事情，希望我的学校有一天能重新开办。

当滚滚的车轮向前，这些细微的努力并没能改变结局。

孩子们走了，年轻的老师们去向还未定，她们被别的学校暂时调去工作，因为“年轻好用”。据九九所知，同一批被撤掉的学校，有的学校教师年纪普遍偏大，四十多岁，没有被要走。他们还一直待在学校里，工作之一是送孩子去新学校，再把孩子们接回家。

当下还有更现实的状况。撤校后，一百多个老师等待分配，周边的乡村学校、城里的学校基本满编了。九九说，要么等待9月老师考到城里，有新的空缺补上；也不排除编制留在山里，先去别的学校工作的可能。

学校的命运也还未定，九九听说当地政府想把它改造成一个生产特色食品的工坊，教育局说不能大改，还在规划中。

操场上的主席台。魏晓涵摄

九九还是想去乡村小学教书，那意味着撤校风险的依旧存在，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再承受一次。

初中没了之后。她了解过日韩的状况，这两个国家先一步经历了少子化的危机。结果并不乐观，幼儿园、小学逐步消失，她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未来。

这个学期终于有了一些空闲，九九开始重新找老师学二胡，她以前是二胡特长生，也学吉他、小提琴以及钢琴调音，有空闲的时候，就跟着乐团去四处演出。

她用这些对抗未来的不确定，多一些技能，以后可以转去教教音乐，做钢琴调音的工作，增加一些收入。她想过，万一老师这个行业真的做不下去了，她还能试试投身养老行业，“老年学校会更喜欢二胡这种乐器吧？”

晚上，我们坐在空无一人的操场，她熟练地升起篝火。回忆起来，有一届六年级的孩子毕业前，她特地租了五个帐篷，带着十几个学生到操场，让他们体验一下露营，不过相比星空，孩子们叽叽喳喳讨论了一晚上手机游戏。

宿舍楼边，和孩子们种下的合欢树粗了许多，亭亭如盖，每到毕业的季节就会开出热烈的红色花朵。抱着吉他，她弹唱起写给他们的毕业歌：

“我要祝福你，花谢花开生生不息/我将在这里起航，走过的路洒满了星光/莫问前程有几许，山海自有归期。”